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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９年，全国人大制定了３１部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６１部，前者工作量占到３３％。

在阿克曼看来，导致总统权力扩张的病根在于理性政治的丧失和非理性政治的流行。这些广泛的权力使得总统能够在与国会和法院的较量中拥有很多讨价还价的筹码。

而且，由于其招募的人才大多是最精英的法律人才，因此往往能够提供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法律意见。笔者认为，行政权之所以会在某些时候急速扩张，是因为行政权的比较性优势，行政权在处理紧急状态时的效率要远高于其他权力分支。同样，法院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它，法院中的法官相互独立，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相互负责。(30) 林肯的这种宪法策略也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沿用，在大萧条和二战时期，罗斯福总统极大地扩张了总统权力并对其做了宪法上的辩护。如上文所述，在自由主义法学的理性框架中，现代政治中的很多紧急状态其实并非紧急状态，很多战争也并非真正的战争。

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爆发和总统权力的扩张，行政权扩张已经成为自由主义者特别是自由主义法学家的噩梦，在他们看来，如果再不采取措施，美国将迟早为现代凯撒或现代克伦威尔所接管，美国两百年来所实行的共和制度终将消亡。(18) 行政机关不仅在收集和处理事关紧急议题的信息上更具有优势，在紧急状态下也更可能做出迅速的决断。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宪法之所以需要解释，是因为宪法规范自身具有较高的抽象性、模糊性、开放性与广泛性，许多条款的内涵需要明确。

实践中，党对重大立法和宪法修改提出意见建议已形成惯例，《决定》将这些惯例进一步制度化、明确化、具体化，体现了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人大当真正启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在案件审判中，司法机关更容易发现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是否有违法违宪的嫌疑，建立移送审查机制有助于畅通审查程序，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要求。此外，党对重大立法活动的决策机制，以及宪法道德的养成，也是依宪治国目标的必要保障。

宜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建立违宪责任制度，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的法治要求落实到具体规范中。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

一是完善宪法监督的机构，探索设立常设性的专门机构。健全宪法道德养成体系 治国理政贵在有德。199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中曾提出：这次修改宪法不是作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些问题今后可以采取宪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解决。该室是法工委下设的工作机构，发现违宪或违法问题须由法工委向常委会提交审查意见报告。

这包含三种具体程序：重大立法决策的讨论决定程序，宪法修改的建议程序，立法修法重大问题的报告程序。落实这一要求，首先要有违反宪法的判断机制，其次要有违宪行为的责任追究和纠正机制。目前有关宪法监督的规定中，实体内容相对完善，程序性规范较少。《立法法》赋予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省级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是否合宪合法的审查要求权。

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本质上是守宪法、找宪法、靠宪法。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

《立法法》规定，公民认为法规条例违法违宪时，有提出审查建议的权利。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是备案审查工作的主要承担者。

建立违宪责任制度，追究违宪责任。《决定》要求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如何落实？一种代表性的建议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明确宪法解释的权力主体与启动程序，启动方式包括依申请和依职权两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以法律体系内部的自洽、融贯为前提，宪法监督制度就是以宪法为标准，审查并处理各种规范性文件之间的矛盾冲突，保证法律秩序的统一。为提高宪法监督制度的可操作性，需要通过法律规定备案审查的标准和处理方式。完善宪法监督制度 所谓宪法监督，就是由特定国家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与程序对立法、行政等权力的行使是否合宪进行审查。从纸面的依宪治国到实处的依宪治国，需要至少六大支柱性制度的支撑：人大及其常委会当行使宪法实施职权，完善违宪审查机制，必要时当建立专门机构承担宪法监督职能。

如何启动宪法监督程序，决定了违宪违法的行为得到纠正是否充分及时有效。依宪治国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文眼，标刻了法治的高度，全文共38次提到宪法。

  作者简介：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4年11月3日第B10版 进入专题： 依宪治国 。全民守法既包括对宪法法律的服从和遵守，也包括运用宪法法律维护自身权益，还包括为宪法法律的发展完善建言献策。

明确宪法解释案的通过方式与效力，如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宪法解释案公布后，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及时调整。但由于种种原因，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正式作出过宪法解释。

《立法法》进一步规定，所有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都要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接受审查。一是国家宪法日制度，设立国家宪法日有助于在全社会培养更加尊重宪法的氛围，使人们更好的认知宪法。《决定》提出的多项具体举措也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于有关国家机关和公民提出的审查要求或建议，要明确提出条件、受理部门、受理标准、具体审查程序及期限、审查结论的法律效力、能否申诉等问题。

依宪治国将推动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迈向新阶段，形成价值观统一、权力运行有序、人权保障有力的局面。对此，除在程序上补强外，还应建立完善司法机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移送审查制度。

让公民参与到宪法当中，确保公民提请宪法解释、宪法审查的权利，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这一条款要进一步落实

从这一两年打老虎的成果也可以看出，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实际上多是掌握在党政中高层权贵手里。执政党治国必须是依宪治国，要改变长期以来实行以党治国的弊病，把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由党章的自律性规定升华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宪法规范。

党的十三大也曾决定取消政法委，有的地方政法委也曾一度取消。最近福建出现的念斌冤案，居然8年中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多次发回重审，先后10次开庭，地方法院仍然4次判疑犯死刑，直到最高法院干预，才得无罪释放。正如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

这样，就可以使执政党和政府在某些领域达成无为而治的实效。(见《宪法》序言)   依宪治国，必须改革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实行党政权力与职能分开 这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就提出的任务。

任何组织(当然也包括执政党组织——作者注)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十五条)。正如苏联灭亡后的俄共总书记总结的教训所言，苏共亡在三垄断：垄断经济，垄断权力，垄断思想。

我们已是执政党，何需这种影子?何况政府内部都设有党组、党委，它们的职能就是保证和监督该部门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国家的政策，这就是实现党的领导。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